一时间，整个北直隶的目光，都聚焦在涿鹿区。
所有人都知道，涿鹿区议会的结果，将会决定北直隶是否征收有产税。
对于皇帝这种做法，朝野上下是称赞居多。
因为皇帝没有独断专行，而是把是否征收新税的权力，交给民众讨论。
大部分官员士绅都觉得这个办法很好，能够约束皇权、限制皇帝的胡作非为。
很多人对国会更加期待，认为国会建立后，他们能进一步限制皇帝的权力。
一些有远见的，甚至开始为自己所在地方建立议会后、推出家族议员做准备。捐纳公士的人猛然增多，朱由检因此又收到很多钱财——
相比考取秀才来说，还是捐纳公士容易点。
也有些人把目光瞄向了造士，想要靠发明获得勋级。
还有些人决定从军，谋个从九品少尉身份。
或者参加武道大会，被赐予公士身份。
这些人都能拥有被选举权，有担任议员的机会。
不过最高兴的还是秀才，这些以前因为没有政治权力、在乡间经常闹事的生员，对当今皇帝最为拥护。
因为他们不但能被指定为士人代表，还能被选举为农业代表，有很大的机会成为议员。
甚至，一些家中从事工商的，还在报纸上呼吁，秀才应该有成为工商行业代表的机会，不能局限在农业。
可以说，这些以前没有政治权力的人，在议会这件事上最积极——
他们在看到获得政治权力的机会后，就毫不犹豫地扑上去。
那些富户的声音，也因此受到打压。因为大明的秀才人数实在太多了，大多都称不上有产者。
在那些富户还没有适应报纸这种舆论媒体、无法影响天下间的舆论时，这些秀才的声音是主流，他们大部分支持有产税。
涿鹿区的议员也是如此，别看有很多士人出身富裕家庭。但是朝廷指定的士人代表，却大多支持皇帝。
军官是因为刚刚被清理了一遍，不配合的都被调去东宁卫。再加上军官的世业田另有政策，担任议员的退役军官，自然不会硬着头皮和皇帝过不去。
致仕官则大多和宦官有联系。大明的宦官主要出身北直隶，和宦官没有联系的官，可以说寥寥无几。
朱由检虽然没有在涿鹿区议会大肆任命阉党，但是被指定为议员的致仕官员，大多和宦官的关系不太差。
宫里面的太监，对他们很有影响力。
就连农业代表，拥有很多土地的有产者也不占主流。
拥有百亩土地以上的富户，大约只占所有农户的百分之五。
千亩土地以上土地的，更是可以说凤毛麟角，而且大多是致仕官员。
纵然他们成为议员的几率高，但是在人数上，却并不占优势。
而且在皇帝和刘宗周、钱谦益等大臣，以及震孟、刘理顺、史可法、陈仁锡等官员明确表态，赞同征收有产税的情况下，这些人就是抱着不被盯上的心思，也不敢公然反对。
议会商议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有产税这个税种，几乎被全票通过。只有寥寥无几的议员，选择弃权或反对。
不过对什么样的人是有产者，争议就比较大了。有些人觉得应该定在百亩，有些人觉得应该定得更高一些，二百亩或三百亩以上，才能称为有产者。
最终，还是在刘理顺的坚持下，有产者的标准，被定为拥有百亩以上土地。
超级有产者的标准，被定为拥有千亩以上土地。
恒产者的标准，被定为拥有三十亩到一百亩土地。
低于三十亩土地的，被定为贫困家庭。
尤其是低于十亩土地的，被定为困难家庭，移民和减免赋税的时候，要优先考虑他们——
按照之前的统计，涿鹿区的平均亩产，大约在两石左右。一户五口家庭拥有十亩土地，能收获的粮食大约二十石，平均每人的口粮，只有四石左右。
按照朝廷的赈灾标准，一个成年人每年至少需要三石六斗粮食，小孩则是一石八斗。
这样的家庭缴纳赋税之后，几乎可以说是挣扎在生死线上。距离成为需要赈灾的流民，只有一线之差。
他们大部分需要租种土地，才能生存下去。
为了避免地主向他们转嫁有产税，顾炎武提出的禁限私租，同样在议会上得到讨论。
但是对于这个提议，反对的人就多了。
那些出租土地的人，普遍不想地租受到限制。
有些人甚至表态，如果议会定下最高地租，他们会收回土地，不再出租出去。
（明末安徽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土地分配情况。可以看出百亩以上地主比例大约25-5，占地比例则高达三到五成。十亩以下的困难农户比例高于一半，拥有土地总计只有二百亩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