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心有余悸的跌跌撞撞回到家后，二姐把牛关进牛圈，母亲看见大姐牵着脸色苍白的我，急忙问怎么了。口齿伶俐的二姐从牛圈出来，就津津有味的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母亲正在砍猪草，把猪草砍碎后需要放大锅里煮熟，加一点玉米粉，然后用才会拿来喂猪。母亲听后，放下砍猪草的菜刀，把手上草叶和草汁在围裙上擦干净，过来搂着我，说：“三娃不要怕，有妈在呢！”
父亲在地里干农活还没有收工，大姐接着做母亲没有做完的家务活，二姐和母亲陪着我。我有一种浑身脱力的感觉，应该是张老头拉着我跑太快的原因，我疲倦得躺母亲怀里睡着了。
迷迷糊糊的我，竟然做起梦来，梦中我拖着那个二十八英寸的行李箱，然后我蹲下来撬开了箱子，里面腐烂的手爪向我抓来。我吓得拼命的跑，却怎么也跑不动，我想喊救命啊，却怎么喊还不出声。手爪越来越近了，我逼得快窒息的时候，浑身抽搐了起来。抱着我的母亲感觉我不对劲，马上把我拍醒了。我醒来看了看母亲，又看了看二姐，才明白原来是在做噩梦！
然后我把梦告诉了她们，正在做晚饭的大姐也出来看了看。天也已经快黑了，鸡鸭也回笼了，父亲也从地里收工回来了，这个世界即将穿上黑色的衣衫，这是我童年里最恐惧黑夜来临的一次。在二姐精彩的解说下，父亲也了解清楚了情况。父亲拍了拍我的脑袋，慈祥的笑道：“我家三娃儿是男子汉，什么都不怕！”
大姐做好晚饭，还专门给我炒了爱吃的碎花鸭蛋。一家人围在桌前，开始吃晚饭。我麻木的夹了一块鸭蛋放进嘴里，习惯性的机械咀嚼起来。味觉没有感受到鸭蛋的香味，脑海里又浮现出密码箱里人体碎块的画面，好像我嚼的就是那些腐烂的肉一样，瞬间胃里恶心翻滚，又吐了。
夜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景色，神秘莫测的黑色，伴随着我内心的恐惧，仿佛黑夜中有无数未知生物的眼睛看着我，我竟然吓得不敢独自睡觉了！父母把我带在一起，睡在他们床上，我睡在父母的中间。我浑身难受，度日如年。母亲发现我不对劲，用手摸着我的额头，她竟然吓一跳！“孩他爸，三娃头特别烫，在发高烧啊！”父亲马上用手摸了一下，然后翻身起床，说：“我去找刘老师来看一下！”
刘老师叫刘小江，是我们村的赤脚医生，在县城上过卫校，家里没钱没关系，分配不到工作，就回村里开了一家诊所。正好卫生局就令他为驻村卫生员。刘老师一米四的个子，在男人中身高算特别矮的了。关键他还特别胖，白皙的皮肤，那胖乎乎的脸蛋配上习惯性的笑容，显得特别和蔼可亲，乡亲们都很喜欢他。他医疗技术也很过硬，老百姓有点小毛病，他是药到病除。虽然他这么好，乡亲们私底下还是给他起了绰号“刘矮子”！我们小孩子也喜欢“刘矮子”这个绰号，比如谁感冒去刘老师那里开了药，小朋友们都说你又去看刘矮子了啊！“看刘矮子”也成了看病的另一种说法了。
半个多小时后，父亲就带着刘矮子来到我家。父亲说：“刘老师，我儿子额头特别烫，有时候都胡言乱语了，在我床上躺着的，您快请进！”
刘矮子走进父母的卧室，母亲从堂屋抽了一条方板凳，方板凳是父亲从山上砍的柏树，请木匠师傅加工制作的。方板凳长四十公分，宽二十五公分，高五十公分，通常川渝地方的人体身高，坐这种方板凳正合适，不高不矮。刘矮子坐到床前帮我诊断。刘矮子不慌不忙，把肩上斜挎的医药箱放高方板凳上，拿出温度计，撩开我的衣服，把温度计夹我左胳膊的腋下。刘矮子说：“姚俊，把胳膊夹紧了，别让温度计掉出来，掉出来就测量不准确了。把嘴张开，舌头伸出来我看看！”
我听话的紧紧夹着胳膊，把舌头伸出来。刘矮子看了舌头，又说：“把嘴张开，说一声阿！”
我把舌头缩回嘴里，张开嘴，说：“阿”。刘矮子拿一块竹块，竹块比吃完老冰棍后的木块大一半，也要长一半。他左手用竹块压着我的舌头，右手用手电筒照我的喉咙。他看完以后，又用他右手搭在我左手脉搏上，诊断了我的脉搏。那时候医疗条件有限，特别是农村里，医生通过传统的医疗方法诊断病人的病情。不像现在的医院，只要进去，各种检查化验一大堆，人还特别多，哪个窗口都要排很久的队，看点病能折腾死个人，钱也花很多。
刘矮子诊断完我的脉搏后，取出我腋下的温度计。“三十九点七度，高烧啊！需要打一针！”
一听要打针，迷迷糊糊的我瞬间清醒过来，哭着说不打针。父母一听高烧到三十九点七度，顿时紧张得不得了，怕把我脑子给烧坏了。由不得我不同意打针，父亲把我翻过来让我爬到床边，他坐在床上搂着我的双手和上半身在他怀里，令我没有挣扎的余地。母亲双手紧紧抱住我的双脚，令我无法乱蹬。刘矮子默契的褪下我的裤子，露出我大半边小屁屁。
刘矮子然后从医药箱里拿出注射器和镊子还有两瓶针药，一瓶白色粉末状的，一瓶液体的。他先用镊子敲掉液体状针药瓶的透明玻璃尖，用注射器吸光了液体针药瓶里面的液体，然后注射进白色粉末的针药瓶里。白色粉末针药瓶是圆柱形的，上面有一个橡皮塞子，橡皮塞子上面套了一层铝合金盖。他把针直接扎透铝合金盖，把液体注射进去，然后来回晃动几下，把混合液体摇匀。然后用注射器把混合液体吸进注射器里，然后推着注射器，注射器针头喷出了一点液体，这样就把注射器里面空气排出来了。然后他拿着镊子，从酒精瓶里，夹出胡豆大小的一块酒精棉，在我腰部下来臀部上面交接的地方擦了几下，我知道这是在消毒。
酒精棉在皮肤上冰冷的刺激，令我感到特别恐慌，意味着针马上就要扎进我的臀部上了。我挣扎着，哭喊着：“我不打针，我不打针，刘矮子，你狗日的不准给我打针！”我恼羞成怒的骂着刘矮子，父母紧紧的按着挣扎着的我。我的挣扎与辱骂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更显得那么无助。两位姐姐也跑过来看热闹。
刘矮子听见我的骂声，并没有恼怒，反而满脸堆笑的走向我。看来这种骂他的小孩我不是第一个了，他应该是习惯了。我侧头看着他的笑容，像看着一个恶魔，一步步向我走来。
然后刘矮子猫着腰，注射器针头一下扎进我的臀部，推着注射液进入我的臀部肌肉。随着冰凉的液体进入肌肉，针扎的疼痛已经忽略了，迎来的是酸胀的感觉。十几秒钟，针打完了，他用镊子夹了一块干的医用棉，压在针头处，拔出了针头，他叫我母亲用手按在棉花处，按压一分钟。
然后他收拾好了打针的设备，放进医药箱，给我开起了药。“我给姚俊开两天的药先吃着，他这是重感冒了，应该是在水岸上运动剧烈出了汗，又停下来吹河风，再加上惊吓，所导致的。”原来刘矮子在来的路上，一路听我父亲讲述了我今天的经历。
父亲和母亲都放开了还在抽泣的我，帮我把裤子也穿上了。父亲和母亲都赶忙说：“谢谢刘老师，太麻烦您了！一共多少钱啊？”
刘矮子说：“一共七块五毛钱！”
母亲赶紧从床上她枕头下找了一张五块的，两张一块的，一张五毛的人民币递给刘矮子：“刘老师，太谢谢您了，这是医药费，麻烦您收好！”
刘矮子开完了药，已经收拾好了医药箱，斜挎在了肩膀上。他接过钱放进兜里说“不客气，这是医务人员应该做的事情。你们现在就给姚俊吃一次药，明天吃药的时候，要饭后半小时才能吃药，以免伤胃。还要给他多喝温开水，你们拿热毛巾敷额头上，用热毛巾擦他腋下和大腿窝，这样退烧更快！”
父亲说：“好的，谢谢您，刘老师！我送您回去！”因为已经是晚上了，刘矮子也没有拒绝父亲送他回去，毕竟他小个子，一个人走夜路也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