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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章 (第2/7页)

理工科课程方面,我们数理化课程全面开教。限于师资匮乏,苏老师数学、物理、化学课一肩挑。苏老师讲课很有条理,系统性也强,但是没有激情,比较平淡。他讲课比较教条一点,基本上就是课本上有什么内容,就讲什么内容,很少用参考资料。我这个时候因为热衷于无线电,所以对数理化兴趣日增,

数学课开始教代数,我学的很着迷,因为我喜欢抽象的、一般性的数学公式。代数用字符,也就是变量的表达式进行算术运算,字符代表未知数或未定数。公元三世纪的古希腊数学家丢番图被看作是代数学的鼻祖,而真正创立代数的则是古阿拉伯帝国时期的伟大数学家默罕默德·伊本·穆萨。代数的称谓源于阿拉伯语单字“al-ja”,其出自花剌子密的著作的名上。“代数”作为一个数学专有名词、代表一门数学分支在我国正式使用,最早是在1859年。

学了一些基本代数概念后,苏老师就开始讲如何解一元一次方程和二元一次方程。一元一次方程指只含有一个未知数、未知数的最高次为1且两边都为整式的等式。一元一次方程只有一个根。一元一次方程最早见于约公元前1600年的古埃及时期 。1859年,数学家李善兰正式将这类等式译为一元一次方程 。二元一次方程含有两个未知数,并且含有未知数的项的次数都是1。我很喜欢学这些内容,非常喜欢做方程式练习题。

我还很喜欢学物理课,因为它有助于我玩无线电。这个期间物理课讲的主要内容是牛顿的三个力学定律。限于教学条件,我们无法做物理课的实验,只能由老师在黑板上画一个实验示意图,大家想象实验,有点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味道。牛顿第一定律,也就是那个惯性定律,看上去叙述最简单,但是我一直对其理解的似是而非。

我不是太喜欢化学课,但是却学的不错。我们没有办法做化学实验,也只能在黑板上做实验。我对元素周期律很感兴趣。据说19世纪60年代化学家已经发现了60多种元素,并积累了这些元素的原子量数据,这为寻找元素间的内在联系创造必要的条件。俄国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和德国化学家迈锡尼等分别根据原子量的大小,将元素进行分类排队,发现元素性质随原子量的递增呈明显的周期变化的规律。1868年,门捷列夫经过多年的艰苦探索发现了自然界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规律——元素周期规律。

很快老师讲到了化学反应方程式,我很喜欢这些内容,而且做化学方程式也是得心应手。解化学式的要领是:一要熟练记忆元素符号,二要熟练记忆常见元素和原子团的化合价,三是要符合各元素正负化合价的代数和为零的原则,四是掌握写化学式的一般方法。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李白的伟大诗作《将进酒》。我立刻就为这首诗的宏大气魄、华丽辞藻、奇思妙想、深远意境所折服。之前,我学过几首李白的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但是,从未读过李白的长诗。

虽然意犹未尽,但是天色已晚,我就告辞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我兴奋异常,步伐轻快。仰望星空,银河划过长天,北斗高悬苍穹。放眼博格达峰,峰顶上的皑皑白雪在月光的照耀下闪着神秘的银光。刚才的畅谈,让我在陶老师身上看到了一个长者和知音的影子。我感到在未来通往追求知识的道路上,在探索人生真谛的过程中,在实现人生价值的攀登中,在激扬字、指点江山的理想里,陶老师都会是我的良师益友。陶老师的出现,给我带来了福音。自这次交流之后,我与陶老师的关系更上一层楼。陶老师的岁数与母亲的岁数差不多,她待人真诚热情,跟她在一起能够感受到一种好像慈母那样的关爱。以后的事情证明,在我人生最重要的成长阶段,陶老师给我提供了有价值的启发、指点、鼓舞、呵护和帮助,对我来说,她是亦师亦母。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去陶老师家碰到了一个人,但见此人中等身材,体格虽谈不上魁梧,但也算得上十分结实。他长着一张国字脸,箭眉双插,鼻直口方,面如重枣。他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梳一个油光发亮的大背头。他神情严肃,言语不多。这位正是陶老师的丈夫,也是一位教历史课的中学老师。据说他出身一个资本家家庭,但是他思想进步,心向无产阶级,因而投身革命。五十年代他进入江南一所著名大学的历史系学习,与陶老师是同学,但是他低她一级。他对陶老师一见钟情,穷追不舍。陶老师毕业来到新疆后,他依旧一往情深,痴心不改。最后,在毕业时他主动要求到新疆支援边疆建设,这样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位老师擅长烹调,烧的一手好菜,尤其是松鼠鲤鱼,色香味俱全,让人馋涎欲滴。

聂老师为了让我们多练习拉琴,同意我们在参加完集体练习之后带琴回家练。我非常赞成这个做法,这样实际上等于我拥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小提琴。小提琴在整个管弦乐队和交响乐队里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非常喜欢小提琴的音色,而且还觉得拉小提琴的样子很潇洒。这个时候,我开始留意广播电台播放的一些小提琴独奏曲,其中我最喜欢一首曲子是《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它是由上海交响乐团的潘寅林演奏录制的。我对此曲是百听不厌,还尝试自己演奏。但是当时的演奏技巧属于初级,最后只能放弃。

聂老师教我们学琴,想的很全面,除了演奏技巧,他还教些乐理方面的基出知识。什么是调号、拍号、曲谱,什么是音阶,大调,小调。什么是音的性质,如音高、音值、音量、音色。什么是音名和唱名,全音和半音等等。聂老师有几本乐理方面的籍,他建议我读一读。和声是比较难理解的概念,聂老师由浅入深地给我讲解了什么是和声,大三和弦、正三和弦等这些术语。看得出来,聂老师是想让我们在音乐方面全面发展,真是用心良苦。

在与聂老师的交流中,他还讲一些音乐历史,提到一些著名的音乐人物。从他的讲述中,我慢慢地知道了冼星海、贝多芬、莫扎特这些音乐大师的名字。我非常喜欢那种具有纯粹性质的感觉,就是那种没有杂质的事物,那种能够带来精神陶冶的东西。我觉得音乐就具备这种特质。比方说拿数学来做比喻,我就觉得数学就是一种很纯粹的科学,它就是表达世间万物的抽象的数字关系,不夹杂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杂质。我感觉音乐也是这样的事物。音乐作品,像管弦乐、交响乐、独奏曲等,听着就会给你带来心灵净化,激发纯粹的忧伤,或者是热烈的感情波澜。我那时越来越喜欢想象,经常情不自禁地陷入一种幻想的情思中而不能自拔。聆听音乐,非常契合我当时的那种心境。

对音乐的喜爱,使我与聂老师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关系也就越来越密切,他成了我音乐上的良师。不过,除了艺方面的话题,聂老师很少谈论政治社会等其他方面的话题。聂老师是个执着于专业的人,看得出来,他更愿意精于一门技艺,而不是涉猎过多。所以,他与陶老师是不同类型的人。我与陶老师经常海阔天空地谈古论今,讨论修身、齐家、平天下的话题,我与聂老师更多的是切磋如何学好一门技艺。

自从学练了小提琴,我对音乐的兴趣越来越大,我急不可待想畅游音乐的海洋。我越来越爱听管弦乐和交响乐,虽然这个时候这方面的曲子还不太丰富,还接触不到外国音乐。在这之前,那八个样板京剧中,有两部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因为他们全是舞蹈和音乐,没有对白,因此我最不愿意看。至于那几个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我虽然不太喜欢京剧的腔调和曲调,但是因为里面有许多武打场面,至少能看个热闹,所以还可以接受。但是自从开始练习小提琴,以及聂老师讲了一些乐理知识,慢慢懂了一些欣赏音乐的门道后,这两部芭蕾舞剧,尤其是《红色娘子军》就成了我的最爱。对于舞剧的芭蕾舞蹈部分,我此时还不能充分欣赏,因为我还不了解芭蕾舞的舞蹈语汇,尚不具备对芭蕾舞的审美能力。好在我主要是通过广播电台收听这些芭蕾舞剧,所以看不懂芭蕾舞的象征意义也不影响我欣赏它的音乐部分。《红色娘子军》是由同名电影改编而成的革命现代芭蕾舞剧,于196年由中国国家芭蕾舞团首演成功。《红色娘子军》将西方芭蕾的技巧与中国民族舞蹈的表现手法相结合,在芭蕾艺术领域融合了中西化。

聂老师那里有一本很厚的、印刷精美的大开本《红色娘子军》总谱,我就经常借来学拉上面的一些曲子,如《娘子军连歌》、《万泉河水清又清》,以及常青指路那一幕中琼花独舞的那段曲子等。据聂老师讲,《红色娘子军》第四幕中的一段乐曲《快乐的女战士》,实际上是模仿柴可夫斯基《天鹅湖》中四个小天鹅舞曲而来。这段乐曲节奏明快旋律流畅,充满了跳跃的音符,是由双簧管领奏之后的管弦乐队合奏。聂老师可以用黑管熟练的演奏这个片段。

随着同学们不断长大,班上的学习风气日渐浓厚。大家开始崇尚学习好的同学,不少同学的学习态度明显转变,那些混混不再有市场了。

理工科课程方面,我们数理化课程全面开教。限于师资匮乏,苏老师数学、物理、化学课一肩挑。苏老师讲课很有条理,系统性也强,但是没有激情,比较平淡。他讲课比较教条一点,基本上就是课本上有什么内容,就讲什么内容,很少用参考资料。我这个时候因为热衷于无线电,所以对数理化兴趣日增,

数学课开始教代数,我学的很着迷,因为我喜欢抽象的、一般性的数学公式。代数用字符,也就是变量的表达式进行算术运算,字符代表未知数或未定数。公元三世纪的古希腊数学家丢番图被看作是代数学的鼻祖,而真正创立代数的则是古阿拉伯帝国时期的伟大数学家默罕默德·伊本·穆萨。代数的称谓源于阿拉伯语单字“al-ja”,其出自花剌子密的著作的名上。“代数”作为一个数学专有名词、代表一门数学分支在我国正式使用,最早是在1859年。

学了一些基本代数概念后,苏老师就开始讲如何解一元一次方程和二元一次方程。一元一次方程指只含有一个未知数、未知数的最高次为1且两边都为整式的等式。一元一次方程只有一个根。一元一次方程最早见于约公元前1600年的古埃及时期 。1859年,数学家李善兰正式将这类等式译为一元一次方程 。二元一次方程含有两个未知数,并且含有未知数的项的次数都是1。我很喜欢学这些内容,非常喜欢做方程式练习题。

我还很喜欢学物理课,因为它有助于我玩无线电。这个期间物理课讲的主要内容是牛顿的三个力学定律。限于教学条件,我们无法做物理课的实验,只能由老师在黑板上画一个实验示意图,大家想象实验,有点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味道。牛顿第一定律,也就是那个惯性定律,看上去叙述最简单,但是我一直对其理解的似是而非。

我不是太喜欢化学课,但是却学的不错。我们没有办法做化学实验,也只能在黑板上做实验。我对元素周期律很感兴趣。据说19世纪60年代化学家已经发现了60多种元素,并积累了这些元素的原子量数据,这为寻找元素间的内在联系创造必要的条件。俄国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和德国化学家迈锡尼等分别根据原子量的大小,将元素进行分类排队,发现元素性质随原子量的递增呈明显的周期变化的规律。1868年,门捷列夫经过多年的艰苦探索发现了自然界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规律——元素周期规律。

很快老师讲到了化学反应方程式,我很喜欢这些内容,而且做化学方程式也是得心应手。解化学式的要领是:一要熟练记忆元素符号,二要熟练记忆常见元素和原子团的化合价,三是要符合各元素正负化合价的代数和为零的原则,四是掌握写化学式的一般方法。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李白的伟大诗作《将进酒》。我立刻就为这首诗的宏大气魄、华丽辞藻、奇思妙想、深远意境所折服。之前,我学过几首李白的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但是,从未读过李白的长诗。

虽然意犹未尽,但是天色已晚,我就告辞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我兴奋异常,步伐轻快。仰望星空,银河划过长天,北斗高悬苍穹。放眼博格达峰,峰顶上的皑皑白雪在月光的照耀下闪着神秘的银光。刚才的畅谈,让我在陶老师身上看到了一个长者和知音的影子。我感到在未来通往追求知识的道路上,在探索人生真谛的过程中,在实现人生价值的攀登中,在激扬字、指点江山的理想里,陶老师都会是我的良师益友。陶老师的出现,给我带来了福音。自这次交流之后,我与陶老师的关系更上一层楼。陶老师的岁数与母亲的岁数差不多,她待人真诚热情,跟她在一起能够感受到一种好像慈母那样的关爱。以后的事情证明,在我人生最重要的成长阶段,陶老师给我提供了有价值的启发、指点、鼓舞、呵护和帮助,对我来说,她是亦师亦母。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去陶老师家碰到了一个人,但见此人中等身材,体格虽谈不上魁梧,但也算得上十分结实。他长着一张国字脸,箭眉双插,鼻直口方,面如重枣。他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梳一个油光发亮的大背头。他神情严肃,言语不多。这位正是陶老师的丈夫,也是一位教历史课的中学老师。据说他出身一个资本家家庭,但是他思想进步,心向无产阶级,因而投身革命。五十年代他进入江南一所著名大学的历史系学习,与陶老师是同学,但是他低她一级。他对陶老师一见钟情,穷追不舍。陶老师毕业来到新疆后,他依旧一往情深,痴心不改。最后,在毕业时他主动要求到新疆支援边疆建设,这样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位老师擅长烹调,烧的一手好菜,尤其是松鼠鲤鱼,色香味俱全,让人馋涎欲滴。

聂老师为了让我们多练习拉琴,同意我们在参加完集体练习之后带琴回家练。我非常赞成这个做法,这样实际上等于我拥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小提琴。小提琴在整个管弦乐队和交响乐队里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非常喜欢小提琴的音色,而且还觉得拉小提琴的样子很潇洒。这个时候,我开始留意广播电台播放的一些小提琴独奏曲,其中我最喜欢一首曲子是《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它是由上海交响乐团的潘寅林演奏录制的。我对此曲是百听不厌,还尝试自己演奏。但是当时的演奏技巧属于初级,最后只能放弃。

聂老师教我们学琴,想的很全面,除了演奏技巧,他还教些乐理方面的基出知识。什么是调号、拍号、曲谱,什么是音阶,大调,小调。什么是音的性质,如音高、音值、音量、音色。什么是音名和唱名,全音和半音等等。聂老师有几本乐理方面的籍,他建议我读一读。和声是比较难理解的概念,聂老师由浅入深地给我讲解了什么是和声,大三和弦、正三和弦等这些术语。看得出来,聂老师是想让我们在音乐方面全面发展,真是用心良苦。

在与聂老师的交流中,他还讲一些音乐历史,提到一些著名的音乐人物。从他的讲述中,我慢慢地知道了冼星海、贝多芬、莫扎特这些音乐大师的名字。我非常喜欢那种具有纯粹性质的感觉,就是那种没有杂质的事物,那种能够带来精神陶冶的东西。我觉得音乐就具备这种特质。比方说拿数学来做比喻,我就觉得数学就是一种很纯粹的科学,它就是表达世间万物的抽象的数字关系,不夹杂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杂质。我感觉音乐也是这样的事物。音乐作品,像管弦乐、交响乐、独奏曲等,听着就会给你带来心灵净化,激发纯粹的忧伤,或者是热烈的感情波澜。我那时越来越喜欢想象,经常情不自禁地陷入一种幻想的情思中而不能自拔。聆听音乐,非常契合我当时的那种心境。

对音乐的喜爱,使我与聂老师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关系也就越来越密切,他成了我音乐上的良师。不过,除了艺方面的话题,聂老师很少谈论政治社会等其他方面的话题。聂老师是个执着于专业的人,看得出来,他更愿意精于一门技艺,而不是涉猎过多。所以,他与陶老师是不同类型的人。我与陶老师经常海阔天空地谈古论今,讨论修身、齐家、平天下的话题,我与聂老师更多的是切磋如何学好一门技艺。

自从学练了小提琴,我对音乐的兴趣越来越大,我急不可待想畅游音乐的海洋。我越来越爱听管弦乐和交响乐,虽然这个时候这方面的曲子还不太丰富,还接触不到外国音乐。在这之前,那八个样板京剧中,有两部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因为他们全是舞蹈和音乐,没有对白,因此我最不愿意看。至于那几个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我虽然不太喜欢京剧的腔调和曲调,但是因为里面有许多武打场面,至少能看个热闹,所以还可以接受。但是自从开始练习小提琴,以及聂老师讲了一些乐理知识,慢慢懂了一些欣赏音乐的门道后,这两部芭蕾舞剧,尤其是《红色娘子军》就成了我的最爱。对于舞剧的芭蕾舞蹈部分,我此时还不能充分欣赏,因为我还不了解芭蕾舞的舞蹈语汇,尚不具备对芭蕾舞的审美能力。好在我主要是通过广播电台收听这些芭蕾舞剧,所以看不懂芭蕾舞的象征意义也不影响我欣赏它的音乐部分。《红色娘子军》是由同名电影改编而成的革命现代芭蕾舞剧,于196年由中国国家芭蕾舞团首演成功。《红色娘子军》将西方芭蕾的技巧与中国民族舞蹈的表现手法相结合,在芭蕾艺术领域融合了中西化。

聂老师那里有一本很厚的、印刷精美的大开本《红色娘子军》总谱,我就经常借来学拉上面的一些曲子,如《娘子军连歌》、《万泉河水清又清》,以及常青指路那一幕中琼花独舞的那段曲子等。据聂老师讲,《红色娘子军》第四幕中的一段乐曲《快乐的女战士》,实际上是模仿柴可夫斯基《天鹅湖》中四个小天鹅舞曲而来。这段乐曲节奏明快旋律流畅,充满了跳跃的音符,是由双簧管领奏之后的管弦乐队合奏。聂老师可以用黑管熟练的演奏这个片段。

随着同学们不断长大,班上的学习风气日渐浓厚。大家开始崇尚学习好的同学,不少同学的学习态度明显转变,那些混混不再有市场了。

理工科课程方面,我们数理化课程全面开教。限于师资匮乏,苏老师数学、物理、化学课一肩挑。苏老师讲课很有条理,系统性也强,但是没有激情,比较平淡。他讲课比较教条一点,基本上就是课本上有什么内容,就讲什么内容,很少用参考资料。我这个时候因为热衷于无线电,所以对数理化兴趣日增,

数学课开始教代数,我学的很着迷,因为我喜欢抽象的、一般性的数学公式。代数用字符,也就是变量的表达式进行算术运算,字符代表未知数或未定数。公元三世纪的古希腊数学家丢番图被看作是代数学的鼻祖,而真正创立代数的则是古阿拉伯帝国时期的伟大数学家默罕默德·伊本·穆萨。代数的称谓源于阿拉伯语单字“al-ja”,其出自花剌子密的著作的名上。“代数”作为一个数学专有名词、代表一门数学分支在我国正式使用,最早是在1859年。

学了一些基本代数概念后,苏老师就开始讲如何解一元一次方程和二元一次方程。一元一次方程指只含有一个未知数、未知数的最高次为1且两边都为整式的等式。一元一次方程只有一个根。一元一次方程最早见于约公元前1600年的古埃及时期 。1859年,数学家李善兰正式将这类等式译为一元一次方程 。二元一次方程含有两个未知数,并且含有未知数的项的次数都是1。我很喜欢学这些内容,非常喜欢做方程式练习题。

我还很喜欢学物理课,因为它有助于我玩无线电。这个期间物理课讲的主要内容是牛顿的三个力学定律。限于教学条件,我们无法做物理课的实验,只能由老师在黑板上画一个实验示意图,大家想象实验,有点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味道。牛顿第一定律,也就是那个惯性定律,看上去叙述最简单,但是我一直对其理解的似是而非。

我不是太喜欢化学课,但是却学的不错。我们没有办法做化学实验,也只能在黑板上做实验。我对元素周期律很感兴趣。据说19世纪60年代化学家已经发现了60多种元素,并积累了这些元素的原子量数据,这为寻找元素间的内在联系创造必要的条件。俄国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和德国化学家迈锡尼等分别根据原子量的大小,将元素进行分类排队,发现元素性质随原子量的递增呈明显的周期变化的规律。1868年,门捷列夫经过多年的艰苦探索发现了自然界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规律——元素周期规律。

很快老师讲到了化学反应方程式,我很喜欢这些内容,而且做化学方程式也是得心应手。解化学式的要领是:一要熟练记忆元素符号,二要熟练记忆常见元素和原子团的化合价,三是要符合各元素正负化合价的代数和为零的原则,四是掌握写化学式的一般方法。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李白的伟大诗作《将进酒》。我立刻就为这首诗的宏大气魄、华丽辞藻、奇思妙想、深远意境所折服。之前,我学过几首李白的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但是,从未读过李白的长诗。

虽然意犹未尽,但是天色已晚,我就告辞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我兴奋异常,步伐轻快。仰望星空,银河划过长天,北斗高悬苍穹。放眼博格达峰,峰顶上的皑皑白雪在月光的照耀下闪着神秘的银光。刚才的畅谈,让我在陶老师身上看到了一个长者和知音的影子。我感到在未来通往追求知识的道路上,在探索人生真谛的过程中,在实现人生价值的攀登中,在激扬字、指点江山的理想里,陶老师都会是我的良师益友。陶老师的出现,给我带来了福音。自这次交流之后,我与陶老师的关系更上一层楼。陶老师的岁数与母亲的岁数差不多,她待人真诚热情,跟她在一起能够感受到一种好像慈母那样的关爱。以后的事情证明,在我人生最重要的成长阶段,陶老师给我提供了有价值的启发、指点、鼓舞、呵护和帮助,对我来说,她是亦师亦母。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去陶老师家碰到了一个人,但见此人中等身材,体格虽谈不上魁梧,但也算得上十分结实。他长着一张国字脸,箭眉双插,鼻直口方,面如重枣。他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梳一个油光发亮的大背头。他神情严肃,言语不多。这位正是陶老师的丈夫,也是一位教历史课的中学老师。据说他出身一个资本家家庭,但是他思想进步,心向无产阶级,因而投身革命。五十年代他进入江南一所著名大学的历史系学习,与陶老师是同学,但是他低她一级。他对陶老师一见钟情,穷追不舍。陶老师毕业来到新疆后,他依旧一往情深,痴心不改。最后,在毕业时他主动要求到新疆支援边疆建设,这样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位老师擅长烹调,烧的一手好菜,尤其是松鼠鲤鱼,色香味俱全,让人馋涎欲滴。

聂老师为了让我们多练习拉琴,同意我们在参加完集体练习之后带琴回家练。我非常赞成这个做法,这样实际上等于我拥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小提琴。小提琴在整个管弦乐队和交响乐队里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非常喜欢小提琴的音色,而且还觉得拉小提琴的样子很潇洒。这个时候,我开始留意广播电台播放的一些小提琴独奏曲,其中我最喜欢一首曲子是《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它是由上海交响乐团的潘寅林演奏录制的。我对此曲是百听不厌,还尝试自己演奏。但是当时的演奏技巧属于初级,最后只能放弃。

聂老师教我们学琴,想的很全面,除了演奏技巧,他还教些乐理方面的基出知识。什么是调号、拍号、曲谱,什么是音阶,大调,小调。什么是音的性质,如音高、音值、音量、音色。什么是音名和唱名,全音和半音等等。聂老师有几本乐理方面的籍,他建议我读一读。和声是比较难理解的概念,聂老师由浅入深地给我讲解了什么是和声,大三和弦、正三和弦等这些术语。看得出来,聂老师是想让我们在音乐方面全面发展,真是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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