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到了金色的秋天，母亲告诉我说今年我要上学了。闻听此言，我是心花怒放。我早就朝思暮想着像那些大孩子一样，每天早晨背着包，蹦蹦跳跳地去上学。这是我走入学堂、读识字的秋天，是我发蒙的开始。《礼记·仲尼燕居》曰：“三子者，既得闻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发蒙矣。”
中国近代以来一直是秋季入学，不过据说晚清政府虽然对各地学堂的学期及学制有着诸般规定，可在开学日期这一点上，始终未有明确的公历对应日期。60年代我国实行新学期是一年级春季入学，五年级12月底毕业。另外，按照国家制定的教学大纲，将小学入学年龄规定为周岁，实行十年一贯制，即小学读五年，初中读三年，高中读两年。
上学了就需要确定我的正式名号。父亲已给我取过一个大名，这个名字气魄很宏大，他希望我像宇宙中的太阳一样前途无量。父亲读过一些诗，也喜好舞弄墨，写的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他也曾经是个学爱好者，创作过一部中篇小说。因此，他起的这个名字确实有点非同凡响，寄托着他对我的关爱和期待。但是在入学的前夕，我却坚持要求母亲给我改名字。我之所以这样要求是祸起我的小名。这段时间不知道怎么搞的，在我们大院的孩子中间兴起了一股起外号的风潮。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用谐音也给我起外了个号，我非常讨厌这个绰号，因此我要求改名字。母亲也没有多加思考我的要求是何等荒谬，因为那毕竟是一个孩子的无知要求，就顺手给我换了一个名字，其中还含有与时俱进的烙印。
很快就正式开学了，从此我开始了十八年的求学之路，百学不厌的种子已经在这一时刻播撒在我的心田里，只待时日而茁壮成长。在这漫长的十几年学习生涯中，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在求知之路上披荆斩棘，百折不挠，勇往直前，践行“读万卷、行万里路”的古训。
母亲在小学担任高年级的班主任。因为缺乏师资，老师要一人承担多科教学，就是一人至少要负责教一个班的语和算数，有时甚至还要兼教体育、画画和音乐课。这种老师全包教学法，在边远地区没有那么多专业老师的情况下，是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我的小学离部队大院大概有2、3里路，步行约需要半个多小时。学校主教学区的布局是当时的经典样式：校园中央是个操场，操场四周挖有水渠并种着高大的、直插云霄的白杨树。白杨树后面是几排墙面刷成白色的平房教室，它们围绕着操场组成一个大四合院，其中一排房子的一部分用作老师办公室。
从部队大院去学校上学有两种走法，一个就是搭乘母亲的自行车过去。母亲骑车技术一般，记得有次不慎，我俩摔了个人仰马翻，搞得灰头土脸。还有一种上学方法就是自己步行去学校。步行上学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走大路，另一条是走小路。大路就是沿着主要大街走，这条路线比较安全，就是长一些。另一条路就是走小路，可以抄近道。但是这条路要穿过一些当地人住的小巷子。那些低矮的土坯房子，残垣断壁的土围墙，形形色色长相怪异的人物，还有一些坟墓土堆，使得走这条路充满恐惧感。再加上听人说，有人在这里拍花、偷孩子，对我这样敏感、胆子小的孩子，根本不敢自己走这条路，除非有大孩子带着。即便是这样，依旧是心惊胆战。
我们一年级教室的边上有一截残破的旧城墙，我们下课以后扒着那个墙头向下看，感觉它很深的，可能有个两米左右。我们班上的学生也是形形色色，来自小城的各个单位。课桌由粗重的木板制成，两人共享一桌。黑板不是木制的，而是在墙上用水泥抹出来的，再刷上黑漆就成了黑板。班上不少孩子显得羞怯，因为他们都是第一次过集体生活。我很自得，因为我早就是托儿所的常客，混迹在来自五湖四海的孩子们当中，因此见过些世面，在这里如鱼得水。一年级的学习从识字开始，这对我不难，因为托儿所已经教了一些字词。当然，托儿所教的不如学校教的系统、标准。我们的老师很少布置作业，也没有教我们拼音。当时教学秩序已经乱，没有什么教学大纲，全凭老师自己拿捏和责任心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学校要求老师们晚上进行政治学习。为此，学校给母亲分配了一间宿舍。于是，我和母亲开始住校了。学校的宿舍分布在教学区外的几个地点，都没有院墙。我们的宿舍在一排土坯平顶房之中，房间很小，只容得放下一张单人床，一个灶台和一张小课桌。房门是用几块木板钉制而成的，缝隙很大。刮大风时，尘土长驱直入，十分呛人。我们在这里经历了冬天和夏天。
我们的隔壁是张老师家，她慈眉善目，体态丰腴。张老师的隔壁是龚老师，她是云贵川一带的人氏，生的浓眉豹眼，牛鼻厚唇，肤色黝黑，体格健壮。据说她是个体育老师，她挺喜欢我的，经常同我说话。龚老师家过去就是这栋宿舍的最后一家，那里住着一对新婚夫妇两口子，他们都是学校的老师。这两口子人身材都挺高的，女的戴着个大眼镜，生的一张长脸，肤色苍白，典型的三十年代女学生形象。而那位男的长相威猛，虎背熊腰，直眉瞪眼，一脸横肉，令我十分惧怕。
我的小学一年级班主任方老师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她是个身材小巧、圆脸细眉、温儒雅的广东人，说话带有明显的粤语口音。她的儿子与我同班，我和他可谓是难兄难弟，因为我们都被别人起了外号。每当我们闻听有人叫我们的外号，都怒火中烧，拍案而起。下课以后我特别喜欢到他家去玩,。他家住在学校另外一侧的职工宿舍里，他们家比我们家布置的好一些。其实这也不奇怪，我们住在这边属于临时搭个窝，人家在这里是安家落户，自然家具摆设比较好。还有，他们家因为在广州有亲戚，所以家里有一些精美的玩具，我们俩玩得爱不释手。
在我们宿舍后面不远处有一个涝坝。小城的每一个单位都有一个涝坝，用水就从那里取。涝坝里面什么东西都有，特别是各种浮游生物。岸边上癞蛤蟆和蝌蚪黑压压一片，四处乱爬。这里的水质极差，如果把一锅水烧开的话，那个锅底下会有有一尺厚的浮游生物的尸首堆积，不堪入目。不过这个涝坝倒是我课余休闲玩乐的好去处，我常常在那里捉蜻蜓，捞蝌蚪。或者干脆就坐在涝坝边上，看着一池浑水而想入非非。
这一年的暑假，母亲又去乌鲁木齐探亲，但是这次没有带我去，而是把我托付给父亲的一位同事照顾。这家的老大是母亲班上的学生，这个期间我与他同榻而眠。这个孩子沉默寡言，性格孤僻，他与我互动不多。由于枯燥无味，我越来越觉得度日如年。那种深深的想念亲人的感觉，每天都缠绕着我，欲罢不能，我就好像得了相思病。我日日不思茶饭, 老是想着母亲的归来。我常常一个人来到自家门口，独自坐在门坎上，依着那扇被一把铁锁锁住的家门，望眼欲穿地看着那条通向大门的道路，幻想着母亲突然出现在那里并向我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