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是个很凶的人，我的堂哥比我大三岁，是个很耿直的家伙，我俩小时候经常玩在一起，被爷爷奶奶带着。有时候我俩闯了祸，站在爷爷面前等着挨顿打（爷爷会用藤条枝抽打我们的屁股），堂哥会梗着脖子死活不吭声，即便到最后坐都坐不下也绝不会求饶半声。我则会讨个饶哭喊几声“爷爷饶了我吧！”往往此时，那个总凶巴巴的老头就突然变得慈眉善目起来，狠狠落下的藤条最后也变成了羽毛般轻轻落在了我的屁股上，看到爷爷眉目缓和了下来，我也露出讨好的笑容，赶紧上去哄爷爷开心。
一般就这样，我俩闯祸总是堂哥挨打。可能因为我学会了察言观色，总是能很好避免一些伤害。
9岁左右，我离开爷爷奶奶家，停止了到处借宿的生活，回到了父母身边，但我却不知道，我的噩梦随之开始。
我在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总觉得平时不苟言笑又非常严厉的父亲非常吓人，而看着母亲时而痴傻、时而温柔的样子，我也知道了这些年他们丢下我的原因——母亲患了疯病。而我更知道的一件事是，不论如何我都要顺从这个满脸横肉的男人——他是能负责我吃饭上学的真实存在。
幸福的人总是同样的，而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总左不过幼时有着差不多严肃的父亲，中年时做着差不多的社会边角料，经过差不多的磨难困苦，找了一个差不多的男人女人，生了个差不多的孩子，最后死在差不多的坟墓。
我很早就知道了这件事情。
因为父亲要经营他的菜摊子，年幼的我不得不担任起照顾母亲的责任，每天放学之后要匆匆跑回家里，看看母亲有没有跑出门，有没有在家里惹出什么事，因此，常没有时间跟朋友玩耍，我也就成了孤家寡人。
有一次，母亲在家打开了煤气罐，父亲回家刚想抽烟就闻到了猛烈的刺鼻气味，幸好意识到是煤气罐打开了才没酿成大祸。那次母亲被打的头破血流，我躲在门后偷看的时候，母亲瞥到了我，还是痴傻着对我张开怀抱，满脸大大的笑容，和触目惊心的血形成鲜明对比。那是母亲的怀抱，那是生我的母亲的怀抱，我呆呆地看着那个女人却不敢上前，我被她满头鲜血的样子吓得跑回了房间。
从那之后，我的心在隆隆剧烈地狂跳着，久久不能停歇。
如果说人总会渐渐忘记一些东西，我想一定是爱与痛苦才是最后一位，而在我母亲身上，爱才是她最后忘记的东西，而爱我，是刻在她骨子里，至死不能忘怀。
后来，在我初三那年，我记得很清楚，是个大夏天，我们正摇头晃脑的背诵课，突然被窗外一声尖锐的叫声吸引了注意。人群中稍稍躁动了几下，便随着老师往外探头的动作齐齐往窗外看去。我也不免好奇地侧着身子，不料，这一看之下，只感觉心脏狠狠漏跳了一拍。只见母亲穿着大白睡袍，才刚刚过屁股，就这么光着脚跑到了我学校，一边大喊着我的名字一边摇晃着手里的黄桃罐头，门口有保卫拦她，她就一屁股坐在了大门外面开始大笑大闹，喊着我的名字，要我出去一口口喂给我吃。
同学们看到眼前的景象纷纷看向我，一瞬间，我的脸涨得通红，就好像有千百万双眼睛在对我进行视奸，试图从我窘迫的脸上找到一丝一毫的反应，再大肆宣传我是怎样一个可怜的家伙。我想，比起人们觉得我是个可怜的家伙，我这仅有的、绝对旺盛的自尊，真的一不值。
我在人们的眼神中看到了悲悯，看到了同情，看到了嘲笑，看到了闲趣，也看到了彻头彻尾的崩塌。我在人群中看到了班花，那个漂亮的女孩一直观察着我的反应，她的眼神让我自卑，在那一刻，我的耳边充斥着满满都是叽叽喳喳嘲笑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它们几乎要把我逼疯。
事情的最后，是父亲在菜市场赶回来连打带骂地把母亲带走，我才得以继续上课。
不知道为什么，从那时候起，我的背上似乎就有奇怪的东西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的搞怪可以是我自己，但不能是家人，因为我可以掩盖我自己，我的家人和狼狈的家庭我掩盖不住，那是把我扒光了扔到大街上毫无尊严的屈辱的真相。
从那之后，我只敢低着头走路，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能听到别人对我议论的声音。后来，老师为我组织过一次捐款，班上的同学们纷纷拿出自己的零用钱投入到募捐箱中，而我像个小丑、供人观赏的道具一样，抱着募捐箱站在讲台上，看着一个一个上来的同学为我献上爱心。同学们安慰我、拍打我肩膀，或者只是默默放下手里五毛、一元的钱，以为这样就能帮助我母亲，献上他们的爱心……呵，我能从别人看似好心安慰，其实打听消息的话语中读懂他们的嘲笑，也能从他们虚假的伪善中看明白什么是冷漠——世人即是冷漠，因为事情总发生不到他们的身上，这种冷漠是与生俱来的，或者说，人其实根本没有共情能力。
那时候的我尽力扮演着一个可怜人的样子，对上前来献爱心的同学违心地说出“谢谢”，然后努力从眼角挤出泪水，配合他们完成这场拙劣的表演。我好像很早就看清了这些虚伪的东西，以至于我到后来都不能对别人付出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