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说到林丹汗自西迁以来，虽然在军事方面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却也因此得罪了大多数蒙古封建主，这使得林丹他几乎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离他雄心勃勃、统一蒙古的梦想也是越来越遥远。
因为当时的漠西和漠北诸部，原本就不怎么臣服林丹这个名义的大汗，在双方刀兵相见之后，他们更是连对林丹表面上的尊重也离弃了。而漠南的蒙古诸部则在林丹的不断打击下，先后都往东投入到后金的阵营当中去了。
林丹虽获得了一些富庶的右翼故地，但却因为此时正处于小冰河期，天气极端异常，造成他所耗费大量精力得到的这些地区内，农作物收成连锐减，而且屋漏还偏逢连夜雨，林丹控制下的各部族，在这时又开始暴发了大范围的疫病。
在数重灾难的打击下，林丹手下的蒙古诸部几乎陷入了绝境。而那些没有向林丹臣服的部族，却还要不时的同林丹的察哈尔部发生战争，这更进一步削弱了察哈尔部本身的力量。
为了挽回一些损失，同时也希望重新树立自己的威望，因此，林丹在得知皇太极在大明那边吃了一次瘪，实力受到较大损失的时候，他判断后金在一时半会之间，应该不会有太大的精力顾及到他人，于是林丹就开始组织人马重新东进，准备打一下科尔沁等部族的主意，希望从他们那里找补回一些损失。
结果却事与愿违，在同科尔沁等部族交战了几次之后，尽管后金方面确实没有派兵对这些盟友进行援助，但林丹的察哈尔部仍然没能在对方手上捞到什么好处，反而在经历了数次战争之后，自己的部族实力又被削弱了不少。
正当林丹处于进退两难之际，袁崇焕代表大明方面再次找到了他，并向他表达了大明方面愿意对他进行援助的意思，这让林丹听了之后，不由得惊喜交加。
因为此时的林丹早已经没有了前几年的那种意气风发，因此在接待袁崇焕的时候，也比以往要客气得多。
而袁崇焕也是一个察颜观色和见风使舵的高手，他在察觉到林丹对自己的态度转变之后，马上敏锐的意识到，自己是不是可以趁机敲诈一下林丹呢。
于是袁崇焕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在眼珠子迅速转了几圈之后，再次来了个先斩后奏，在没有事先征得朱由检同意的情况，就自作主张，准备把自己私自调整后定的援助条件直接拿出来同林丹进行商谈。
袁崇焕之所以敢这么做，其底气主要来源于胡霆曾很随意的对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在和外邦交往时，可以不用那么守规矩，该哄该骗的时候，就不需要太顾及脸面，先把利益拿到手再说。”
不过，人出身的袁崇焕在同林丹进入正题之前，还是不忘卖弄一下自己的学识，先是滔滔不绝的同林丹讲述了一番大明的“亲仁善邻”的国策。
袁崇焕引经据典的说道，“亲仁善邻”一词，出自春秋时期鲁国左丘明所着的《左传·隐公六年》“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亲仁善邻，是大明重视和睦邻里关系、树立可信赖的外部形象、构建良好地缘关系的人际智慧与处世之道的重要体现。
袁崇焕接着解释道，“仁”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是一个可以无限实践的过程，是一种对人的真挚感情和责任感，是可以从爱最亲近的人出发，真诚地去关怀人、成就人、成就整体公共利益的“知仁”和“行仁”的统一体。
《易经》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坚守仁德而不动摇，“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以不懈不止地亲近和走向“仁”，来实现人类社会中人们之间相亲相爱，达到天下有道的目标。
而“善邻”崇尚“仁”，倡导亲诚惠容、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立场和态度，是一场基于平等性基础之上的关于“责任”与“尊爱”的双向奔赴。
自古以来，汉人始终认为家族和国家的昌盛，从来不是通过对外战争抢夺攻伐而来，而是施以仁爱、道义于邻人和邦邻，讲信修睦、修服远。
隋唐时期，各国纷纷遣使来华交流，有着求学、经商、游历、宗教活动等大量民间往来。这一时期，正如李白诗中所展现“四门启兮万国来，考休征兮进贤才。俨若皇居而作固，穷千祀兮悠哉”的万国来朝盛况。
《左传·隐公六年》所记载的陈国公子五父劝诫陈桓公同意郑国请求，两国交好，并强调“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但陈桓公听不进去，结果导致国难，体现的正是对这一历史经验的总结。
在这一历史典故中，“亲仁”得以与“善邻”互，进而揭示亲善友爱邻（国）人的重要意义。由“亲仁”而起，“仁”得以具体化、一体化地融入各种人伦关系之中，与人为善、以邻为伴、宗族相助、家国一体，塑造华夏民族温良敦厚、勤劳善良、反求诸己、注重内省、推己及人、成人之美的民族性格，也是华夏化独特的境界和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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