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过年都差不多，请人吃饭，自己家过年，守岁，吃饺子，拜年，然后觉得年就过去了。
因为没处可去，所有每天窝在家里，那就干活吧。于是我们就开始了最基本的也是最基础的活计：年前抓时间磨碎的粪肥，开水往地里送，隔一两米堆成一小堆，种地的时候，做底肥。
有了驴车，方便快捷很多，送了粪肥，回来的路上还可以顺便拾粪回来，放到猪圈里沤一沤，种地之前挖出来，弄碎了今年就可以用得上。
家里地多，需要的粪肥就多，如果少了，底肥不够，就会影响农作物生长，自然也会影响收成的。
因此有很多人家里没事儿了，就会背着粪筐，到处拾粪，有的人是沿着马路来回走着拾，有人会沿着乡间的土路拾，一年四季都可以拾到粪的。
过年的时候，父亲看到小叔叔了，两个人说起挣钱的事情，于是父亲也动心想让姐姐去饭店工作，于是他带着姐姐春节的时候去了县城的二堂伯家，二大娘答应让姐姐也去小叔叔所在的饭店，具体做厨房还是服务员得饭店的人定，父亲同意了。
于是，姐姐开始了她外出工作的生活，在饭店工作，管吃管住，没有假期，不过有事儿的时候可以请假，所以姐姐很少回来。
姐姐去工作了，家里的少了个劳力，事情无形之中多了起来，父亲和母亲去地里干活的多，回到家里喂猪、喂驴、喂鸡，做饭，挑水，洗衣，时间就少了；也是这一年，我也承担起了去井台挑水的劳作，间接的说明，我长大了，也是个大人了。
这一年，我1岁，姐姐19岁，小妹6岁，父亲3岁，母亲1岁。
过了正月十五我们开学了，进入了初二的后半学期，家里虽然有自行车，我也学会了骑车，但是上下学依然是走路的。因为姐姐不用自行车后，父亲开始用自行车外出。
这两年，村里买自行车和缝纫机的人家多了起来，外出做个零散的小买卖的人也多了起来。
堂爷爷家的大堂叔，春节前去远处的地方，找店和印刷厂去买过期的挂历，都是过时的店里卖不了作废的那种，用自行车驮回来，去周边集市上赶集去卖，堂婶婶和他两个人，集市两头一边一个，大声的喊着卖挂历，因为太冷，手脚都生了冻疮；嗓子也是哑的，跟我差不多大的堂弟带着跟我小妹一样大的妹妹在家，偶尔才去爷爷奶奶家吃饭。
堂叔和堂婶是很能干也很要强的人，他家的房子和小叔叔的房子以及堂爷爷的房子连起来，在主街的南面，刚好和我三叔以及继奶奶对门住，只不过两家不怎么来往。
今年种地的时候，是三叔家、我家、还有母亲一个亲戚家一起合起来的种的，每家都是两夫妻带着个几岁的孩子。只不过今年自己家的驴，用起来比较方便，也不用着急，活做的细致些。
二叔家的地，是大平、二青、三星他们跟他们的亲叔叔合伙种的，那家的老太太对三个孙子都很好，连带着对我小弟也亲，因此小弟也跟着三个哥哥称呼对方娘俩为“叔叔、奶奶”，听着比喊我们的四叔亲密多了。
种完了地，地里的人又不多了，好在是庄稼还没长起来，我们女生上下学走路的时候还是比较轻松的，不用担心冷不丁的冒出一个人来。
开学后我们的各科课程，按部就班的讲着、学着、做着作业。
但是种地期间，几乎都不按课表进行的，因为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是来自附近的村里，家里都是有地需要种地的，因此有时间很有可能半天都是语，或者代数加几何，甚至半天的时候都是物理，副科是没有这个“待遇”的，但是副科之间的调课是可以的。
也就是这次调课我遇到了“史无前例”的“打击。”
今年春节后，我跟二叔申请，调到了跟邹玉玲挨着坐，就是往前调了两排，理由是我看黑板比较费劲了，这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近视，只是觉得看黑板比较模糊。
我跟邹玉玲挨着后，学习进步是有的，尤其语和代数，我能向她请教的比较多，不过她也会向我问问题，但是副作用是，不太重视的科目上课的时候，容易说小话，走神；有的老师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老师则是很严肃的对待。
那位教音乐也教历史的刘老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我的“歌唱水平”应该低于小学一年级的水平的，邹玉玲还好，嗓音条件不错，唱歌也在调上，但是偶尔我们俩会说话，他就在课上“点”过我们俩，只不过没太在意，或许只是我没太在意。
后来有一次上历史课，班长喊了起立，我们都站起来了，就在这个时间段，孙永荣昂首挺胸的站在门口，冲老师喊“报告”！我们看到老师扭头瞪着她，都有三四五秒了，才回她一句“进来”！声音很大，貌似能听到不高兴。
孙永荣有些地方跟我很相似，神经是很大条的那种，听到老师喊“进来”就买着“六亲不认”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的走到了自己的座位，也就是我们的前面。
我偷偷的跟邹玉玲说，“你看孙永荣昂首挺胸的样子，好像个解放军战士！”然后我们俩就笑了。
刘老师看了我们俩一眼，我发誓真是一眼，就喊“坐下”！
我们听到之后，都知道他生气了，而且是很生气的样子，他以前不高兴，都是拉着脸，如果是音乐课，就说“你们上自习吧。”然后坐在讲桌旁边，看着教室外面。
如果是历史课，就脸拉着讲0分钟，不过这次看着很严重。
我们坐下了，就低下了头，我敢说不是我们俩低头了，我看到好几个都低头了，我旁边的、我前面的、我前面旁边的。
刘老师喊人起来回答问题，先喊的一个刘为民，回答上来了，他的脸色缓和 一点。
紧接着刘老师喊邹玉玲，那个问题是“蒋介石是如何抗日的。”邹玉玲想了想，跟老师说“老师，我没背，不会。”
刘老师没让她坐，就喊我“邹红艳，你来回答。”我其实是能讲几点的，我说过我对历史还凑合，但是不喜欢背人名和时间，但是邹玉玲都说不会了，她还是历史课代表，我若回答上了，这不是打脸吗？
于是我很“英勇”的回答“老师，我也不会。”刘老师立刻眼睛就瞪大了，然后就在讲桌前，滔滔不绝的讲蒋介石是如何抗日的。
我们俩就那样站着，听了五分钟，这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刘老师如下的话，“我知道你们有人仗着你们班主任（我二叔）、代数老师、物理老师都是一庄的，就在这里跟蒋介石一样，他消极抗日你们就消极抵抗我！”然后扭头就出了教室，刘老师回了办公室。
我们俩站了好久，后来周围的同学都说“坐下吧，反正老师也不会来了。”才悻悻然的坐下了，一节课，什么都没做，就呆呆的坐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