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问题的人不解决，问题就会一直存在。
朱瞳直捣要害，把问题县丞陈有为送进大牢，会议的进程也顺畅了很多。
不过除了推广种植番薯，切实落实好防疫工作，关爱县丞隔离生活，会议上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也没有其他重要的事情了。
上过班的同事们都知道，人多的会议不重要，重要的会议人不多。
重要的决策落实运营，只需几个大佬，又或者一个大佬力排众议独自拍板决定就行了，剩下的小喽啰无非就是落实执行。
这个道理亘古不变。
比如明代的早朝。
每天早朝时，大臣必须午夜起床，穿越半个京城前往午门。寅时（3-5点），大臣到达午门外等候。
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大臣就要排好队伍；卯时（5-点）钟声响起时，宫门开启。百官依次进入，过金水桥在广场整队。官员中若有咳嗽、吐痰或步履不稳重的都会被负责纠察的御史记录下来，听候处理。
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机会与皇上对话，大臣向皇帝报告政务，皇帝则提出问题或者作出答复。
乌泱泱的一群官员，实际上能发表意见的只是寥寥无几，绝大多数只有听的份，而站得离皇帝远的人，说不定连话都听不到，这纯粹是浪费他人生命的行为。
但自明英宗以后，明朝皇帝就越来越不喜欢上早朝了，更狠的比如嘉靖和万历，二十多年都没上过早朝，朝廷的运转也没有出大问题。
后来的亡国君崇祯，每日批改各地奏折到丑时，每日早朝必到，结局却还是要煤山自缢身亡。
所以，早朝并不能影响国家的运作和兴旺。
指望早朝能决定生命国家大事？
纯粹扯淡而已！
就连前朝，前前朝，前前前朝，都没有一天一朝的惯例，也就初一和十五两天要上朝。
但是老朱是皇帝中出了名的卷王、劳模，所以变成了每日一朝。
如果他不在京城，则由太子朱标监国，代替他上朝。
上行下效。
各地官府也有类似的流程。
如果不是上面盯得紧，需要做个仪式来应付一下，朱瞳早就废了形式主义的早朝了。
不过江宁县的早会时间倒是不多，一般就半个时辰而已。
听取下属简洁的工作汇报，在安排工作部署后，如果遇到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会适当延长，最后就是接受下属的叩拜就宣布散会。
今天的早会时间延长了半个时辰才散会，在县衙里众多领导的注视下，周大牛局长像个老农一样亲自扛着两筐番薯，健步如飞朝着农业局的小楼狂奔去。
不是一百五十斤的周大牛不稳重，而是番薯的产量太过惊世骇俗。
如果真的如朱瞳所说能亩产百石，仅靠着地瓜就能让大明彻底告别饥荒，甚至能影响整个大明朝的国运，推广育种的周大牛也有资格在族谱单独开一页，死后还能成为寺庙里被供奉的神仙。
若是之前，周大牛对陈有为的遭遇还有一丁点兔死狐悲，现在只要朱瞳一个眼神，他会立马亲手将陈有为埋进土里给番薯施肥。
呸！
什么档次，也配给朱大恩公捣乱？！
……
江宁县衙的会议是散了，老朱奉天殿的早朝却是还没散。
“皇上！虽然朱瞳的能力出众，但年纪尚小，履历尚浅，恐怕难以服众，请皇上三思！”
吏部尚刘崧见满朝武竟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话，便硬着头皮站了出来。
（刘崧，字子高，泰和人，旧名楚。是个家贫而力学，凭借优异的成绩成为江右诗派扛鼎之人，一生简朴，年少时寒无垆火，手皲裂而钞录不辍；年老时兄弟三人共居的一间茆屋，田五十亩，及贵，也无所增益，用了十年的一条布被，被老鼠咬坏了，才换掉，仍然缝补以后让儿子穿。
刘崧这个人，可以说是明朝大公无私的典范。放着朝廷的一些“家庭补助”不用，从来都是自己一个人出任职务，不带任何家眷。他出任北平的时候，破天荒地带了个仆人，到了地方还给这个仆人打发回了老家。
在刘崧看来，带家眷的时候，一路上的吃喝用度拿去报销，是很不应该的事情。）
朱元璋眉头一挑，把玉带下垂到腹部以下，目光如炬地盯着他道：“朕是皇帝，难道朕就不能提拔年轻俊才？”
嘶嘶嘶！
见状，满朝大臣倒抽了一口凉气，人人头皮发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