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拾荒有它的社会意义，但你也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秉性在，以我爸的秉性他肯定是不会去干的！”
“看来叔叔的工作很光鲜吧。”陈戒说，高父现在的职务是主任设计师，高格立上次提过。
“光鲜谈不上，充其量算个体面。”
“主任设计师是设计队伍里最大的领导了吧？”
“好多设计组，我爸只是他们组最大的领导。”
“都到这个位置了，心还踏实不下来吗？”
“私企嘛，合同到期看你没价值了，说解约就解约了。如果变成合伙人，应该会好些。”
“不尽然吧？企业家也有好多得抑郁症的，行业竞争放在那儿呢，资金链只要一断，一切都如过眼云烟了。”
“那你说咋办？这么个时代，有目标总比坐等淘汰强吧？”
陈戒淡淡一笑，回道：“呵呵，不开玩笑了，其实我是赞成危机感和生存挂钩的说法的，但如果仅仅只是和个人生存挂钩的话，危机感的存在不会在当今社会如此普遍。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压力自上而下的传递，是民族复兴过程中体现在个体身上的必然现象。”
高格立睁大眼睛看着他，问：“啊？此话怎讲？”
陈戒说：
“我们可以把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看成一个班级体里的成员。”
“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一直扮演着拔尖生的角色，但是近代突然一落千丈，一下变成了班里的差等生，还是吊车尾的那种。”
“如果我们一直都是差等生也就算了，可谁让咱们是从拔尖生的位置上掉下来的呢？而且跌落的过程中还持续伴随着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屈辱感，这种落差任谁心里都会憋着一口气吧？”
“国有国运，家有家运，国运没到的时候，你干坑没办法。现在我们终于睡醒了，开始憋着一口气迎头追赶了。”
“但追赶不是嘴上说说的，这个过程是很累的，别人跑一步我们需要跑三步甚至跑五步才能追得上去，当这种压力从民族角度发生自上而下的传递时，个体身上的危机感就普遍发生了。”
“表面上看是危机感，深层次看是国运到了，你想安逸也安逸不了。”
高格立咂了咂嘴说道：“就算你说的有点道理，可这跟你要干的事情有啥关系？”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场马拉松比赛，这是需要依赖团队配合的，既需要有人去跑，也需要有人递毛巾递水吧？我想做那个送毛巾的人。”
只听高格立嗤之以鼻地回道：“听你这个比喻总感觉你有偷懒的嫌疑。跑步多累呀，你光是送个毛巾明显轻松得多。”
陈戒心说你与其谴责送毛巾的人，还不如去谴责那些先富了以后就为了安逸选择移民的人。国家本来指望这些人先富带动后富，谁曾想最后却是当了逃兵，就算送毛巾再轻松也比他们强吧？
不过陈戒的本意并不是图轻松，于是纠正道：“是这个比喻本身有问题，那咱们换个比方，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场F1方程式赛车，同样需要团队配合，既需要有人开赛车，也需要有人换轮胎，我想做那个换轮胎的人。”
“当然这只是打比方，实际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开赛车是一场耐力和技术的比拼，咱们不仅要追得上去，还得追上去了以后保持一段时间的领先，至少要一直处于第一梯队才行吧？总不能刚一领先就又被人追了回去吧？”
“但这不仅需要场上车手发挥技战术水平，也需要场下的分析人员不断分析赛车和对手的情况，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换胎，换什么类型的轮胎，这些都是极有讲究的。”
“回到现实生活里，我的感觉是目前大家在追赶的过程中已经疲态初现，当前社会普遍弥漫着不快乐、焦虑还有戾气，只不过这些情绪现在被国运托着暂时没有爆发，如果不能化解掉这些东西，那我们发展的可持续性就要打个问号了。”
高格立顺嘴回道：“听你这意思你完全可以做个心理医生呀。”
“我觉得吧，中国人应该玩点中国人的东西，咱们的观念向来是防患于未然，心理医生都是事情发生了以后才进行干预，这时心理疾病已经形成，社会影响也已经发生，这时候再治疗需要投入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太高了，而且能不能治好还是两说。”
高格立这时一脸问号地说道：“可听你说了半天，你想干的事情根本和炒股票八竿子打不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