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忱、金英二人下南京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好说歹说总算没有给南京再安一个总兵官负责操练，但却也定下了南、北两京军队重整的基调。
毕竟明朝的军队来源不是太好，长期以来军队对于朝廷和民族的认可度都不是很高，这一点让朱祁钰身体里那个灵魂很不适应。
一支没有军队荣誉感的队伍如何能主动、积极的应对内外战争呢？只能靠升赏，靠来自对士兵自身死亡的威胁才能激发军队的战斗气息。而朱祁钰想要的是一支自觉以维护国家安全，保家卫国为己任的军队。
还在紫荆关养伤的范广将被委以重任，先在京营操练左副总兵衔接管京营十余万将士。在此之前，兵部将会主导南、北两地军备改革。
原京师守备主力的三大营将会迎来重整，按照团营制清退老弱残，征集年青军户并募集自愿加入军队的民户进入军队。
作为老牌军旅，已经负责保卫和征战了数十年的三大营迎来了重整前的大筛选。
神机营和五军营相对而言比较简单，三千营的达官（归附明朝的鞑靼人统称）会稍麻烦一点。
朱棣造建帝朱允炆反时用作奇兵的朵颜、福余、泰宁三卫军马作为三千营的基础，经过几十年的新旧交替老一代达官的子孙后代已经接替了前人成为了三千营的主干。
离开了辽阔的草原时间久了，马背上的汉子也学上了农耕民族的习惯。弓马娴熟成了一个相对词，作为世袭骑军的子弟比农耕家庭更熟弓马而已。要想跟光屁股时就跟奔马为友，与狼群、苍鹰夺食的蒙古人去比拼简直就是个笑话。
吃肉的才算得上是狼。是狼一般的汉子，就要骑着烈马在蒙古大草原上用弯刀和弓箭为自己的帐篷羸取漂亮的女人。靠自己和兄弟们的拳脚打下一片广阔的草场来放牧牛羊和马匹。哪里是整日窝在密不透风的石头屋子里吃着米面，躲在女人撒尿的院子里面那些小白脸能够比的？
挑选青壮进入军队的提议在朝廷里没有任何异议，毕竟青壮就代表着力量，有力量的军队才有能力保护自己不被外族屠杀。但对于“退军”这个新名词众人就不理解了。
大明朝的军队来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伴随朱元璋造元朝反那会，也就是元末起义军。成功了叫起义军，没成功嘛，呵呵~撮尔小贼敢言反乎？
这种从一开始伴随着朱元璋打天下的人被定性为“从征”，是根正苗红的军队兵源。
第二类就是蒙元以及地方割据力量的降卒了，被认定为“归附”；
再有就是以洪武十一年四月朱元璋下令将因为没有田产的无产阶级强行迁徙到凤阳屯田的农夫划为军户；之后对待沿海居民也用上了这招，同意不同意可就由不得小老百姓的意愿了，朝廷有旨照做就对了；
而最后一类就是“贼配军”了，在洪武二十七年四月时朱元璋就颁下谕旨“诏兵部，凡以罪谪充军者，为恩军”；犯了罪被指派当的兵，这叫恩典！
随着稳固兵源等因素考虑，后来又整出来一个叫“垛集”的征兵方式，也就原本历史上明朝中、后期军队士兵来源的主要力量。
三户人家为一垛集，一户为正户，两户为贴户。正户出正军一人，除非升到兵部尚或者战死，终生就是军籍。如果军士做了逃兵，官府是要追捕问罪的。
那战死了呢？恭喜你，解脱了！你家还有男丁吗，补上！
补不上怎么办？这不是还有两户人家做贴户吗，起得就是干这活的补贴作用。而从贴户中征兵，也就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勾军”了。
要说起来，在做军户之前可能有些人还想着自己没田没地，这突然间就分到田地成了有产阶段了，为国家出力是应该的。
但实际上仔细想想，军户确实是能分到几十亩地（视各地田地情况而定，20亩到0亩不等），有牛有房的挺好，也算是资产阶级了。但实际上，家里的重劳力被安排出去当了兵，几十亩田地的耕种主要就靠着妇人、孩子和分配的牛（是否分配牛、农具也要看当地官府是否“大方”了）来耕种、收割。
而大明朝对军人的待遇非常苛刻，官吏的俸禄都是“米钞兼支”，还常常只能发五成，达官受到优待也只能发到七成。军队里克扣成风，普通军士连吃饱饭都成问题，哪有心思为国效力去拼命打仗？更不用说进行日常操演了，更是想都没人想的。
更不用说军户屯田义务还很重了，虽然屯田初期只是象征性收一点，比如洪武三年就“命内外将校量留军士城守，余悉屯田。其城守兵，月给米一石，屯田者减半，在边地者，月减三斗，民给农器，牛种”。洪武七年起，屯田税粮被定在“亩收租一斗”这个标准上。
但实际上可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各地摊派加上来，全国数据打平一下算可以算得上是每亩地三斗左右的租税。这个租税可比民户都要高出好大一截了，哪有我即要拼命打仗还要玩命耕种缴粮的道理？就算我想，也没有这功夫再来操练了呀！
虽然说军户不用承担徭役，这样算起来似乎比民户占了点便宜，可是拉高补低一看，实际上两者承担的义务差不了多少。更不用说，你出粮我也出粮，我出命时你在后面躲着了。
而到了魔鬼皇帝朱棣掌权时期的永乐朝，更是直接变了样。永乐二年时朱棣定下了每屯12石的标准，直接在洪武朝三到四石的基础上打了好几个滚。再加上各种摊派，实际上压到军户喘不过气来。
朱元璋曾经引以为傲的“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到了永乐初年就成了官军的承重负担。
军官、勋贵对军屯田地巧取豪夺，肆意奴役军士。经过了洪熙、宣德再到正统朝，情况越来越严重。
永乐朝因为大肆清洗建朝武将，对于军官侵占的案件不一定作得了准。但是宣德年间就有多起官军将领侵占军屯、私役军士的大案要案，一时朝野震动。
宣德五年五月时，行在后军都督上奏称“宁山卫指挥使李昭毁城楼以造私居，私役旗军，岁割漆二千手，办料豆八百石，科各所铜钱六千三百斤，占砂官军屯田百余顷，收粮虚卖实收一万余石，敛各屯子粒二万余石，减克军粮五百石，皆入己。军吏二人欲奏之，遣人追回，皆杖杀之，请治其罪。”
宣德六年二月时，宁夏左屯卫指挥使张泰上奏称“宁阳侯陈懋私遣军士二百余人，操舟三十余艘出境捕鱼，采木，为虏所执者十余人；又遣军士二十人，人给二马，赍银往杭州市货物；又宁夏各卫仓递年收粮，懋令治者不作实数，侵盗入己。有军士告懋自宣德二年至五，与都指挥阎俊等盗卖仓粮一万九千余石；又虚卖延庆等府通关计粮二十四万余石入己；又私役军种田三千余顷，夺民水利，岁收入杰，召商贾收籴中盐。又与阎俊等遣军挽车九百余辆，载大盐池盐往卖于西安平凉等府。”
一个指挥使，居然敢拆了国防工程用来给自己盖房子，贪污、霸占财产后还丧尽病狂到了自己把想要告发自己的下层军官都给活活打死。镇守地方的爵爷私役官军搞走私，还侵吞国军粮，可见当时官军中普通军士的生活情况有多糟糕了。
再有宣德九年二月，山西行都司指挥吕整上奏参劾镇守大同参将曹俭，用官军盔甲跟塞外交换骆驼，私自打杀官军将士。
宣德十年九月，大同总兵官、都督同知方政参劾左副总兵、都督佥事曹俭隐匿军士、侵占军屯。
正统二年（五月，有人奏劾：镇守甘肃总兵、太监等官占据田亩、侵夺水利。
正统八年，军士张约等人发现庆王府强占鸣沙州等处1000余顷军屯土地。
正统八年七月，镇守延安、绥德的都督佥事王祯上奏称据陕西左参政年富奏称‘陕西卫所官占种肥饶田土多至三四十顷。’
正统十二年正月，巡按四川监察御史严顾上奏弹劾“镇守松潘等处指挥佥事王杲擅役军造私室，占种人田园，又与都指挥佥事高广坐视番人杀虏官军，弗即率兵剿捕，请置诸法。”
这一桩桩，一笔笔摆在面前的还只是冰山一角，甚至于到了正统朝晚期时一次正统帝自己都实在看不下去放了狠话：“自今官旗克减军人月粮、布花者，戍边；其克减钞绢、苏木、胡椒等物者，止运灰、运米，复还职役，在本卫所听调杀贼，不许管军。慎重者，仍具实奏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