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高中一毕业，我就急急忙忙踏上武汉开往广州的火车，从此开始了打工流浪生涯。出广州火车站，一群人围上来抢着问去哪里，说去深圳平湖，一个黑不溜秋的中年男人一把扯住背包，叫跟他走，他们班车到平湖。在班车里早上等到中午，好不容易车厢塞满了才发车。晃晃悠悠到樟木头，车老板大声喊着，龙华、平湖，龙岗的下来转车，不明白咋回事，跟着一起下来三四个，被喊着塞进另一台班车。
车子发动就开始售票，上来的几个大叫，在哪台车上已经买了，咋还买。“哪台车已经走了，不买你下去”！没办法，又买票。后来才知道，这在广东叫卖猪仔。那时候还没有公交车，私人大巴，你上车不论到哪里，车老板都说到，哪怕是相反的方向，他收几块钱过几个站就喊你下来转车。相信那时候来广东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都享受过这个待遇。
还好没有再被卖，晚上八点多到平湖，坐3块钱摩托车找到未婚妻夏小荷的工厂，听口音门卫是河南的，我也会说河南话，认了老乡感觉亲近了许多，然后说九点下班，在门口等，到时候他帮我叫。好不容易等到下班，门卫指着我喊：“小荷、小荷，你哥哥来找你”！小荷走到面前赶紧扯住我的手，“强哥，你等会儿，我去开住宿单。”就跑回厂里到办公室开住宿单。一次只能开一个晚上，不开宿舍门卫不让住。
上宿舍找到表哥大根，安排我住他宿舍。大根宿舍四张床睡了6个人，就把上铺的东西捡捡，给我腾出一个上铺，大根冲完凉带我跟小荷一起出去吃夜饭。炒田螺，青椒炒肉，三盘炒粉，我三下五去二吃完炒粉就陪着大根喝啤酒，小荷问了问路上的情况，告诉我这里不同家里，处处小心，就算你有点能耐，也千万别在这里惹事儿，毕竟离家一千多公里啊。
回宿舍睡到半夜遇到治安队查房，一个个黑不溜秋、凶神恶煞的，操着生硬的普通话，“厂牌、厂牌”叫个不停，宿舍里几个人赶紧说我今天刚来的，开了住宿单在门卫室，明天就上班。才没拉我走。这帮人查房可仔细了，每个被窝掀开看，床底下还拿治安棍搅搅。后来听小荷说女生宿舍也是这样查，刚来的女生不清楚睡觉不穿睡衣，不晓得有多尴尬，后来知道了，新来的都会有人提醒晚上睡觉必须穿睡衣。治安队查厂牌随时随地查，半夜睡床上查，下班走路上查，休息逛街也查、电影院门口也会查。
有些刚从老家来的愣头青、胆子大，见问厂牌转身就跑，哪里跑得过治安队摩托车，追上一顿拳打脚踢，给车撞飞的都有。没厂牌直接抓进治安队关起来，有人点子低，三天能抓进去两次。老乡拿钱去就能赎出来，没人去赎，过一天就送樟木头审查站，如果在审查站没人去赎，在哪儿干仨月活儿，就可以“刑满释放”走人了。娘希匹感觉是在抗战时期，跟小日本宪兵队打交道。
去的第二天，吃完早餐小荷拿着我的证件去上班，我就在门卫室门口候着，不敢乱跑，还交代门卫老乡看着我别给抓走了。一直到中午下班，小荷出来说各个部门现在都不招人。回宿舍拿只大碗去饭堂打饭，央求师傅，来老乡了多打点，端回来咱俩分着吃。一连三天都这样，大根哥还去其他工厂问老乡招人不，给介绍费都行。
挨到第四天，大根的宿舍就不能住了，跟小荷商量，下班就带我坐摩托车到老乡的租房那里住。有个老乡志华姐的俩弟弟没进厂，悄悄租了一间老房子住，好像是祠堂里。刚好发工资，小荷给我先拿100块，暂时住着，大武小武咱哥仨，白天不出门，吃饭就煤油炉煮面条。找工作他们帮忙打听。
住了一周的样子，晚上八点多，大武吃完面条说出去透透风，门口有个堰塘，大武就坐在旁边石凳子上抽烟，我和小武手痒就往堰塘里扔小石子儿。还没玩开心，一辆摩托车忽的一声开过来，还没停稳就“厂牌、厂牌”吼个不停。大武跳起来一把推过去，治安仔连人带车一起倒。哥仨跑进屋栓上门都吓呆了。外面对讲机叽哩哇啦说个不停，估计是在喊人过来。
大武叫了声：“收拾衣服翻墙跑”。三两把装上衣服，卷起被子，从后墙翻出去，一口气跑到后山顶。那时候我身高一米八，体重121斤，老体育委员，跑步上山，根本不用喘气儿，大武小武也不差，等我们在山顶消停下来，山脚下才来十几台摩托车，车灯射来射去，还有狗叫。幸亏他们咋呼了一阵子就走了。咱哥仨就在山顶将就一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