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歉，这个世界写得很不顺手，可能是我想尝试新的笔法然后崩了的下场。
如果你们能原谅我，请给我一点时间好吗？我知道这样的要求很恬不知耻，但我会很快回来的，把三次元和这本的内容一起处理好。不会弃坑，爱你们。
晚安。
惯例分享一篇我喜欢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作者：博尔赫斯，万千墙头里，我的最爱。
献给维多利亚·奥坎波
利德尔·哈特写的《欧洲战争史》第二百四十二页有段记载，说是十三个英国师（有一千四百门大炮支援）对塞尔一蒙托邦防线的进攻原定于1916年月2日发动，后来推迟到29日上午。
利德尔·哈特上尉解释说延期的原因是滂沱大雨，当然并无出奇之处。
青岛大学前英语教师余准博士的证言，经过记录、复述、由本人签名核实，却对这一事件提供了始料不及的说明。
证言记录缺了前两页。
????……我挂上电话听筒。我随即辨出那个用德语接电话的声音。是理查德·马登的声音。
马登在维克托·鲁纳伯格的住处，这意味着我们的全部辛劳付诸东流，我们的生命也到了尽头
——但是这一点是次要的，至少在我看来如此。
这就是说，鲁纳伯格已经被捕，或者被杀。
在那天日落之前，我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马登毫不留情。说得更确切一些，他非心狠手辣不可。
作为一个听命于英国的爱尔兰人，他有办事不热心甚至叛卖的嫌疑，如今有机会挖出日耳曼帝国的两名间谍，拘捕或者打死他们，他怎么会不抓住这个天赐良机，感激不尽呢？
我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可笑地锁上门，仰面躺在小铁床上。
窗外还是惯常的房顶和下午六点钟被云遮掩的太阳。这一天既无预感又无朕兆，成了我大劫难逃的死日，简直难以置信。虽然我父亲已经去世，虽然我小时候在海丰一个对称的花园里待过，难道我现在也得死去？
随后我想，所有的事情不早不晚偏偏在目前都落到我头上了。
多少年来平平静静，现在却出了事；天空、陆地和海洋人数千千万万，真出事的时候出在我头上……
马登那张叫人难以容忍的马胜在我眼前浮现，驱散了我的胡思乱想。
我又恨又怕（我已经骗过了理查德·马登，只等上绞刑架，承认自己害怕也无所谓了），心想那个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自呜得意的武夫肯定知道我掌握秘密。准备轰击昂克莱的英国炮队所在地的名字。
一只鸟掠过窗外灰色的天空，我在想像中把它化为一架飞机，再把这架飞机化成许多架，在法国的天空精确地投下炸弹，摧毁了炮队。
我的嘴巴在被一颗枪弹打烂之前能喊出那个地名，让德国那边听到就好了……
我血肉之躯所能发的声音太微弱了。怎么才能让它传到头头的耳朵？
那个病恹恹的讨厌的人，只知道鲁纳伯格和我在斯塔福德郡，在柏林闭塞的办公室里望眼欲穿等我们的消息，没完没了地翻阅报纸……
我得逃跑，我大声说。
我毫无必要地悄悄起来，仿佛马登已经在窥探我。我不由自主地检查一下口袋里的物品，也许仅仅是为了证实自己毫无办法。我找到的都是意料之中的东西。
那只美国挂表，镍制表链和那枚四角形的硬币，拴着鲁纳伯格住所钥匙的链子，现在已经没有用处但是能构成证据，一个笔记本，一封我看后决定立即销毁但是没有销毁的信，假护照，一枚五先令的硬币，两个先令和几个便士，一枝红蓝铅笔，一块手帕和装有一颗子弹的左轮手枪。
我可笑地拿起枪，在手里掂掂，替自己壮胆。
我模糊地想，枪声可以传得很远。
不出十分钟，我的计划已考虑成熟。
电话号码簿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唯有他才能替我把情报传出去：他住在芬顿郊区，不到半小时的火车路程。
????我是个怯懦的人。我现在不妨说出来，因为我已经实现了一个谁都不会说是冒险的计划。
我知道实施过程很可怕。
不，我不是为德国干的。
我才不关心一个使我堕落成为间谍的野蛮的国家呢。
此外，我认识一个英国人——一个谦逊的人——对我来说并不低于歌德。
我同他谈话的时间不到一小时，但是在那一小时中间他就像是歌德……
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头头瞧不起我这个种族的人——瞧不起在我身上汇集的无数先辈。
我要向他证明一个黄种人能够拯救他的军队。
此外，我要逃出上尉的掌心。
他随时都可能敲我的门，叫我的名字。
我悄悄地穿好衣服，对着镜子里的我说了再见，下了楼，打量一下静寂的街道，出去了。
火车站离此不远，但我认为还是坐马车妥当。
理由是减少被人认出的危险；事实是在阒无一人的街上，我觉得特别显眼，特别不安全。
我记得我吩咐马车夫不到车站人口处就停下来。
我磨磨蹭蹭下了车，我要去的地点是阿什格罗夫村，但买了一张再过一站下的车票。这趟车马上就开：八点五十分。我得赶紧，下一趟九点半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