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今天陕西省三原县徐木乡永和村西的唐献陵，以及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九嵕山的唐昭陵。这两座大唐帝陵，分别埋葬着中国历史上两位名垂青史的父子帝王——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
这两位父子帝王，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光辉。他们，一位开创了一个四方来朝的大唐帝国，一位缔造了一个万古流芳的“贞观之治”。然而，他们父子二人却共同开创了一个强盛的帝国——大唐帝国。
是他们，一路披荆斩棘，入主关中，定鼎长安；是他们，一路南征北战，仅用十年时间，就扫平群雄，结束了自隋末以来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长期的战乱与割据状态，最终缔造了一个古今未有的大唐王朝！
提起大唐王朝，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通常是两个字：盛世。大唐盛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富足的民生、辽阔的版图、开放的国门、华美的诗篇，几乎成为了大唐王朝形象的代名词。
来到长安城，我们看到的是“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万国来朝；纵横于烟尘滚滚的东北边境，我们看到的是“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的沙场豪情；登上金陵凤凰台，我们看到的是“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的千载往事；伫立于黄鹤楼上，我们看到的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悠悠乡思……
然而，我们更能看到的，是一个傲立于世界东方，以一个庞大帝国的姿态，俯瞰华夏大地的，——大唐帝国！
“汉唐”，现在已经成为了所有中国人心中的骄傲。汉族唐人，华夏明的种子，早已散播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影响中国历史，乃至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伟大帝国，在它最终立国之时，所面临的却是一个四分五裂，群雄割据的纷纷乱世。面对着狼烟遍地的华夏大地，新生的李唐王朝，以不屈不挠的斗志，以及放眼九州天下的格局，花费十年时间，最终扫平群雄，克成统一大业。
李唐王朝的统一战争，为即将到来的大唐盛世营造了一个稳定的政治、军事环境，使得唐王朝又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难得的大一统王朝。
唐初的统一战争，是从武德元年(618年)，唐高祖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李唐王朝，到武德七年(62年)，唐军平定江南辅公祏势力，基本上扫平了除朔方梁师都以外的所有隋末群雄。最后，直到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李世民趁突厥国力衰落，自顾不暇之际，一举出兵，彻底拔除了梁师都这个隋末群雄最后一股势力。
可以说，新生的李唐王朝，仅仅用了十年时间，就扫平群雄，一统天下，结束了隋末以来黄河、长江流域长期的动荡与战乱。大唐，犹如一轮旭日，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冉冉升起，此后，二百多年的中国历史的发展，将与大唐王朝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大唐王朝创立伊始，新生的李唐王朝，处于各地割据势力的重重包围和虎视眈眈之中，随时有可能一口吞掉方兴未艾的大唐。然而，出身关陇士族门阀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他们注定要承担起统一天下的重任！
总结李唐王朝十年的开国统一之路，那就是一部壮丽绚烂的英雄凯歌。如果没有这十年的金戈铁马，浴血疆场，也就没有后来诗圣杜甫笔下“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盛唐气象。
将时光穿梭回千百年前，那个隋末唐初的纷纷乱世，置身于那段金戈铁马，激荡雄浑的峥嵘岁月，感受大唐横扫天下，傲视群雄的万古豪情！在那个群星荟萃，英雄拔剑而起的风云际会，为什么大唐王朝可以最终傲视群雄，一统天下，成为华夏大地最后的主宰者，成为独一无二的天下之主。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年)七月，隋炀帝杨广的亲表哥，身为隋朝的右骁卫将军、太原留守的唐国公李渊，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宣布起兵反隋，率领三万义军，从晋阳宫出发，向长安进军。从此，开启了李家父子一统天下，开创大唐的王者之路。
隋朝末年，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三征高句丽，耗费了隋王朝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导致国内矛盾一触即发，各地农民起义烽烟四起，天下陷入了四分五裂的混乱状态。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
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乱起，于是始相聚为群盗。
其实，早在隋炀帝一征高句丽时，隋朝国内的动乱，便已经初现激变的苗头，直到后来，这种苗头，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
大业七年（611年）七月，还在第二次南巡的隋炀帝，乘龙舟由江都北上，结束了二下江都的旅程，经过刚刚竣工的永济渠，前往涿郡。
路上，这位大隋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正式颁布了讨伐高句丽的诏命，令幽州总管元弘嗣，前往东莱郡，督造舰船三百艘。日夜赶工的民夫，长时间站在水中干活，以致腰部以下都生蛆了，死者多达十之三四。
然而，隋炀帝要求的排面，却远远不止于此，他还下诏，调全国府兵，无论路途远近，悉数都要到涿郡聚集。河南、淮南、江南各郡，则要打造五万辆车，负责运送物资，按时送往高阳郡。
同年七月，隋炀帝再调淮南、江南的民夫船只，将囤积在黎阳仓、洛口仓的粮食，运往涿郡。于是，纵观隋朝境内，载有兵器甲仗的车辆，运送粮草的船只，往来奔走的府兵，日夜不断，拥挤于路途之上，累死道旁者，更是无法统计。
至大业八年（612年）正月，隋炀帝在涿郡集结大军，共一百一十三万余人，号称二百万大军，正式对高句丽发动攻势。至此，隋炀帝在帝国战略层面，又一项宏大的筹划，——讨伐高句丽，拉开了序幕！
然而，在这大军百万，旌旗蔽日的大场面背后，却是隋朝百姓从大业元年（605年）至大业八年（612年），七年之间从未中断的劳役与伤亡。
当农耕社会下的底层农民，被迫离开土地，耕种错失时令，颗粒无收，田地荒芜，还要承担沉重的赋税时，皇帝没有下令与民休息，却是颁布了新的征税诏命，为东征高句丽筹措物资。
而隋朝的官吏们，在接到命令的第一时间，便低价收购老百姓手中的粮食，随后对外公布诏命，要求征税，百姓只得再以高价，从官员手中买粮。简单的一进一出，官员能从中获取的暴利，达数倍之多。
大业七年（611）时，山东、河南爆发水灾，三十余郡被淹没；接着，同年十月，黄河砥柱崩塌，土石塞堵河道，造成河水逆流数十里，吞噬周边城池。然而，面对如此严峻的天灾，朝廷却守着各处义仓，不肯开仓放粮，赈济饥民；黎阳、洛口的储备，只顾运往辽东。
这一刻，悬在百姓头上的生存红线，彻底绷断。邹平人王薄，率先揭竿而起，自称“知世郎”；紧接着，平原人刘霸道，高鸡泊的孙安祖、窦建德，河曲张金称、蓨县高士达等人，蜂拥而起。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唱响了隋末天下动乱的乐章。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
长矟侵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再到后来，隋朝百万大军，折戟辽东，令隋王朝威风扫地。与此同时，国内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渐渐呈现糜烂之势。
面对农民起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局面，隋炀帝深知北方大乱，已经不可扭转，为了躲避战乱，于大业十二年(616年)第三次巡游江都，离开中原。隋炀帝临行之前，将西京大兴城(长安)和东都洛阳，扔给了自己的两个孙子，命代王杨侑镇守大兴城，越王杨侗镇守东都洛阳。
隋炀帝自己则一走了之，而代王杨侑和越王杨侗，他们都是隋炀帝早逝的嫡长子元德太子杨昭的两个儿子，当时都只是十几岁的孩子罢了，怎么能应对了如此的乱局。隋炀帝将北方乱局交给两个孩子打理，明显就是逃避责任。
隋炀帝三下江都，这一走，天下大乱的局面就变得更加严重了。到了大业十三年(61年)的时候，隋朝国内，形成了三支最重要的农民起义军力量。以窦建德为首的河北起义军，以杜伏威、辅公祏为首的江淮起义军，以李密、翟让为首的瓦岗军。而此时，李密正率领瓦岗军，大举围攻洛阳，与驻守洛阳的隋朝江都通守王世充，殊死搏斗。
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此时，身在江都的隋炀帝，想的并不是如何平定国内烽烟，而是选择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破罐子破摔，实行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根据《隋·炀帝纪》的记载，当时，隋炀帝对国内农民起义的态度是这样的：
区宇之内，盗贼蜂起，劫掠从官，屠陷城邑，近臣互相掩蔽，隐贼数不以实对。或有言贼多者，辄大被诘责。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师徒，败亡相继。战士尽力，必不加赏，百姓无辜，咸受屠戮。黎庶愤怨，天下土崩，至于就擒，而犹未之悟也。
面对天下大乱的局势，各地武装力量都在积极反抗隋朝暴政，意欲逐鹿中原的时候，一支新兴的军事力量，突然崛起于山西太原。这支军事力量的横空出世，不仅改变了隋末唐初的纷乱局面，更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
这支崛起于山西太原的武装力量，它的军事领导人，正是开创了大唐帝国的——唐高祖李渊。
事实上，李渊可不是一般的草莽英雄，相反，他却是一个真真正正，货真价实的贵族出身。并且，李渊还与隋王朝存在着非常深厚的血缘关系。为什么说李渊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贵族呢？因为，他正是出生于西魏、北周与隋唐时期一个非常显赫的贵族集团——“关陇贵族集团”。